几位中青年历史学者组织编撰的一套尝试更新传统史学撰述形式的历史学术著作，199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这套书总题《龙蛇沧桑》，其中的秦代卷，是王和先生的《猛士的乐土》。
对于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秦史虽然短暂，却如雷驰电射，于中国古代社会震动极大，对后来两千年的历史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在传统史学的框架中，认识大多未能跳出取鉴于治乱兴亡的旧轨，是自然的。近世新史学观的影响，一扫旧史学的千年尘霾，看起来多有破除，但对于探讨社会文化真正的演进方向与演进历程，似乎普遍漠视。比如，从文化史的角度说明如秦史这样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的研究成果，就罕见发表。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现在我们读到的《猛士的乐土》，则是从宏观文化之历史演进的角度论说秦史的成功之作。
对于秦帝国兴起和灭亡的原因，作者认为，以往的概括归纳多属“政治解释”，多是政治家、政论家视角的观察和认识。而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政治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虽然最为直接，然而也最为短暂，相比之下，文化的作用则远为持久和深远。王和先生有意探讨秦之兴亡除了政治行为的原因之外的“其成因和作用更为久远的、文化意义（此处主要指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等）上的深层背景”，发现了秦文化迥异于华夏文化的诸多特质，发现了秦人独特的文化精神。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回顾秦史，指出“秦帝国兴亡的历史，也即是秦文化兴亡的历史”，于是秦人历史创造的生动辉煌和秦帝国最终的灭亡命运，都得到文化的解释，使秦史研究开了新生面。
王和先生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来阐释华夏文化以及“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秦人的文化的本质特征，有新的发现。王和先生指出，华夏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以人际关系思想的成熟与发达的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而秦则界于夷狄和华夏之间，由于传统的作用以及现实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的制约，直到统一天下乃至灭亡，都始终未能形成“群体本位”文化的特征。而关于所谓秦人“不断进取的”“文化特质”，秦人“无止境的功利意识”，秦人“不讲‘中庸’、不知行事有节的价值观念”的文化透视与历史评判，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新识。而“所以说到底，秦始皇个人的行为错误，不过是反映了秦文化的本身缺陷而已”的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
近年来，学术生活中以“比较”为标榜的研究渐成气候。不过，“比较”，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标牌，而是一种体现出新的学术视界和新的文化意境的研究方法。《猛士的乐土》一书有关“东方斯巴达”的论述，则是切近历史真实的一例，同时又使读者体味到生动新鲜的文化感觉。王和先生指出，斯巴达人“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与“在文化上的贫乏低能”，“适成鲜明对照”。“古希腊的辉煌属于雅典，而对于斯巴达，我们除了其军事活动的史实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具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遗产。军国主义的道路，大都是这样冷酷而乏味，缺乏任何动人的光彩。秦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典型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样的历史比较究竟是否科学，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通过军事成功与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对比进行历史文化分析，确实可以发人深思。
应当说，作者期望更新历史学术风格，以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努力，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不过，要真正接近理想的境界，确实是困难的事。这可能要依靠更多学者的共同的长期实践。而在进行这种努力的同时，又应当力戒片面追求新异而失之于空疏，这也是我们应当共同警惕的。
 |
